大连大气治理中的区域差异问题，本质是区域间自然条件、经济结构、治理能力不均衡下的系统性挑战。解决这一问题，需在协同治理框架下兼顾差异化路径，通过机制创新、精准施策和多元参与，实现区域间污染共治与均衡改善。

一、打破行政壁垒，构建区域协同治理共同体

大气污染的流动性决定了单区域治理难以见效，必须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协同机制。强化联防联控的制度化建设：例如京津冀及周边“2+26”城市建立统一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标准，同步采取限产、限行措施，避免“邻避效应”导致污染转移。其次，设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：生态受益地区应对污染治理贡献地区给予补偿，如长三角地区探索的“跨界断面水质补偿”可延伸至大气领域，上游城市减排使下游受益时，下游需通过资金、技术等方式反哺上游。此外，建立跨区域执法协作网络，共享污染源数据，联合打击跨区域污染行为（如非法转移危废、超标排放企业），从源头阻断污染跨区域扩散。

二、实施差异化治理路径，避免“一刀切”

不同区域的污染成因差异明显，需针对性制定治理方案：

工业主导区（如华北重化工基地）：重点推进产业升级与清洁生产，通过淘汰落后产能、推广循环经济技术，降低单位产值排放。例如山西通过煤电联营、煤化工清洁化改造，减少SO₂和粉尘排放。

交通密集区（如一线城市）：聚焦机动车污染治理，加快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，优化公共交通网络（如北京地铁覆盖率提升至80%以上），同时加强VOCs（挥发性有机物）治理（如汽修行业密闭作业、加油站油气回收）。

农业与农村地区：重点解决秸秆焚烧、散煤燃烧问题，推广秸秆还田、生物质发电等综合利用技术，通过“煤改气”“煤改电”补贴降低散煤使用比例（如河北农村散煤替代率已达60%）。

地形敏感区（如四川盆地）：因扩散条件差，需严格控制本地排放，优化产业布局（如将高污染企业迁至平原地区），同时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联动（如成都建立臭氧污染预警机制，提前调控工业企业VOCs排放）。

对于欠发达地区，应避免“减排标准一刀切”，而是通过产业转移引导绿色项目落地（如广东向粤西转移电子信息等低污染产业），并提供技术培训与资金支持，防止走“先污染后治理”老路。

三、强化科技支撑，实现精准治理

精准识别区域污染源是差异化治理的前提。利用大数据、卫星遥感、物联网等技术构建区域污染监测网络：例如长三角地区通过卫星监测PM2.5与臭氧浓度，结合地面站点数据，精准定位VOCs排放热点区域（如化工园区）；京津冀地区运用“源解析”技术，明确燃煤、工业、交通对PM2.5的贡献比例（如北京交通贡献占比达30%），从而制定靶向措施。

此外，针对不同区域的技术需求提供定制化支持：如农村地区推广低成本秸秆腐熟技术，工业地区引入高效脱硫脱硝设备，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环保技术租赁服务，降低治理成本。

四、提升区域治理能力，缩小“数字鸿沟”

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治理短板主要在于资金、人才与技术。需通过以下方式弥补：

资金倾斜：中央财政设立区域大气治理专项基金，向中西部地区倾斜（如每年安排100亿元支持农村散煤替代）；鼓励金融机构推出绿色信贷产品，支持中小企业清洁改造。

人才帮扶：建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环保人才对口支援机制（如上海派专家团队指导甘肃大气监测），同时在欠发达地区高校增设环保专业，培养本地人才。

基础设施共享：区域内共享大型环保设施（如危险废物处理中心），避免重复建设，降低治理成本。

此外，加强公众参与：针对不同区域的环保意识差异，开展定制化宣传（如农村地区通过村广播宣传秸秆禁烧，城市通过社交媒体推广绿色出行），鼓励公众监督污染行为。

大气治理的区域差异问题，核心是平衡“协同性”与“差异性”。唯有打破行政壁垒、实施精准施策、强化科技支撑与能力建设，才能实现区域间污染共治、成果共享，终推动全国大气质量持续改善。这不仅是环境问题，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、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。